近年来随着日本游的升温，汉方药日益受到中国游客的热捧。多数国人迷信汉方药部分原因是将其误以为是中药。然而，汉方医学作为日本的一种传统医学，虽以中国汉代建立起来的医学和方术为基础，但并不等同于中医学。为消弭以上误解，笔者拟对日本汉方医学的源流与嬗变进行简要概述。

中医学的东渡

据传中医学于公元5世纪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公元414年，新罗医师金武运用中医学特有的针灸疗法为允恭天皇诊治疾病，这是中医学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公元562年，南朝人知聪携《明堂图》等中国古代医方、本草、针灸典籍164卷渡日，从而揭开了中日医学直接交流的序幕。日本贵族惊讶于中医学的神奇功效，开始对中国的奇药异草产生浓厚的兴趣。公元7世纪起，随着遣隋使、遣唐使的大批来华及高僧鉴真的东渡传教，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方》等古医方以及人参、远志、大黄、桂心、冶葛等中草药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使中医学在日本渐成主流。公元701年，日本实行大化改新后仿隋唐之制颁行《大宝律令》，其中的“疾医令”完全沿袭了唐代的医药行政及教育体制。由此可见中医学在当时日本贵族心中所占据的崇高地位。

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以后，日本经过学习、模仿的漫长阶段，不再满足于一味地照搬中国的医药体制与理论，确立本国医药文化的意识逐渐增强，其在模仿隋唐医学的同时，渐趋谋求折衷。公元984年，宫廷医师丹波康赖（912-995）以《诸病源候论》立论，引证晋、隋、唐三代的百余部方书，写就了日本现存的最为古老的医书——《医心方》。此书集中医学和日本本土医学精华之大成于一体，标志着日本汉方医学开始迈向本土化阶段。

汉方医学的本土化

自镰仓时代（1185-1333）起，幕府统治的形成打破了禁锢的枷锁，使汉方医学开始从宫廷走向民间。且由于汉学式微，禅宗渐兴，众多僧侣也纷纷接替宫廷医师入宋学医，致力于中医东传事业，并带回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等大量宋版医书，对汉方医学的本土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著名僧医梶原性全（1266-1337）在吸收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临床经验与独特见解，编撰了长达50卷的《顿医抄》（1303年）。该书以假名书写而成，内容涉及疾病、养生、医理、伦理等诸多方面，旨在向普通民众普及医学知识。1315年，梶原性全的又一巨著《万安方》（62卷）问世。该书以汉字编撰而成，旨在传授弟子专业的医学知识与技能。这些医学巨著的诞生无疑反映出当时汉方医学的本土化倾向已渐趋明显。

室町时代（1336-1573）正值中国的明朝，是中日医学交流继唐朝之后的又一个全盛期。明朝时期，中医学发展达到顶峰，出现了诸多的医学流派。受其影响，日本汉方医学界也是名医辈出，学派林立。其中，最早形成的是“后世派”，其创始人为名医田代三喜（1465-1537），相传其于1487年远渡明朝师从僧医月湖研习金元李朱医学，留居中国12年后携大量医学典籍返日行医授徒，力倡李朱学说。田代三喜虽被奉为 “后世派”的鼻祖，在日本医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真正将“后世派”发扬光大的却是其弟子曲直濑道三（1507-1594）。曲直濑道三为普及李朱学说，开设启迪院广纳门徒，并以李朱学说为基，以临床经验为本，著就了日本第一部察证辨治全书——《启迪集》，为汉方医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及至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以儒教取代佛教作为文治政策，使得汉方医学与宗教渐趋分离，儒医取代僧医成为推动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的主力军。随着儒医们对中医学的研究日益深入，医学经验的不断积累，“古方派”、“折衷派”和“考证派”等汉方各派也相继诞生。17世纪前半叶，力排李朱学说，笃信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古方派”开始崛起。其代表人物有名古屋玄医（1628-1696）、后藤艮山（1659-1733）、香川修庵（1683-1755）、吉益东洞（1702-1773）等人。“古方派”驳《内经》为“阴阳医学”，斥《神农本草经》为“神仙医学”，提倡实证亲试，崇尚古典经方，虽名为“复古”，实非单纯的“复古”，其重视经验与实践的精神为“兰学”的传入提供了土壤。

18世纪中叶，既不拘泥于“后世派”之理论主义，也不盲从于“古方派”之实践主义的“折衷派”悄然抬头。折衷派重视临床经验，主张博采众长，视处方的有效性为第一要义。诸如“折衷派”的代表人物和田东郭（1744-1803），他擅长临床，重视腹诊，主张“一切疾病之治疗，皆以古方为主，然应以后世方等补其不足”。17世纪初，以兰方医学为核心的“兰学”传入日本。随着《解体新书》（1774）、《兰学阶梯》（1788）等医学译著的大量出版，兰方医学在日本得以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催生了一批以华冈青洲（1760-1835）为首的“汉兰折衷派”。“汉兰折衷派”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日本医家独尊汉方的惯例，也标志着日本汉方医学开始与西方医学接轨。以多纪家族为代表的“考证派”虽同“折衷派”一样是在“后世派”与“古方派”的对峙中应运而生的，它主要致力于从训诂学和文献学的角度对中医古籍进行考证、整理和研究，为保存和传播中医文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上述四大流派的诞生无疑昭示了日本的汉方医学已跳出中医学既有的框架体系，因地制宜，自主创新。此外，鉴于日本的地理环境与中国不尽相同，所产草药也种类各异、功效不一，日本汉医界在本草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日本本草学创始人贝原益轩（1630-1714）编著的《大和本草》（1709）收录药物达1362种，其中多为自身长年的观察和体验之所得，而非中国明代《本草纲目》的复制或翻译。《大和本草》的问世不仅对日本药物学和博物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从侧面印证了汉方医学在江户时期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

汉方医学的式微与复兴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积极推行“文明开化”政策，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受其影响，汉方医学也逐渐遭到摒弃。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积极导入以西洋医学为中心的新型教育体制，1875年，即医制76条出台的次年，又发布通告规定医生开业考试的七项科目均为西医，意在通过法律手段打压汉方医学。面对明治政府“西医一边倒”的改革举措，日本汉医界先后创建博济医院、温知社等机构及团体，试图延续汉方医学的传承，但效果不彰。1895年，汉方巨头浅田宗伯（1815-1894）等人为挽颓势向日本议会提交延续汉方医学的请愿书，却以27票之差惨遭否决，自此汉方医学一蹶不振，日渐没落。然而日本汉方医学界并未就此消沉。1910年，和田启十郎（1872-1916）自费出版《医界之铁椎》一书，书中明确指出了西洋医学的不足和汉方医学的优势，为濒临灭绝的汉方医学带来了一线生机。受其启发，被誉为“汉方医学中兴之祖”的汤本求真于1927年至1928年间先后撰写了3卷《皇汉医学》并出版发行。其将中西方医学理论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为汉方医学的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此后，日本汉方医学进入了全面复兴的阶段。1938年，诸多致力于重振汉方医学的医师、药剂师和针灸师以“拓大汉方讲座”为基石，合力创办了“东亚医学协会”。东亚医学协会除定期举办“汉方医学讲习会”外，还以日本汉方医学会的名义每月发行杂志《汉方与汉药》，为日本汉方医学的复兴与汉方医学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助力。1950年，倡导践行汉方诊疗的“日本东洋医学会”成立。1954年，在日本东洋医学会创始成员的协助下东亚医学协会新创办了杂志《汉方的临床》（月刊）。时至今日，该杂志已成为东亚医学协会会员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1975年，日本药业时报社刊发厚生省药物局主编的《常用汉方处方指南》。1976年，医疗用汉方制剂纳入药价基准体系。1991年，日本东洋医学会在日本医学会分科会正式登记注册，东亚医学协会也于同年创办了“汉方治疗研究会”。该研究会在每年秋季定期举办，已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界的一大盛事。2001年，医学、药学教育的核心课程开始采用汉方医学教材，打破了西医一统天下的局面。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方医学愈加被日本社会所认可与重视，进而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日本人在吸收中医学的过程中，经历了关注、效仿、折衷、独立、创新、摒弃、复兴等一系列的观念转变。这些变化不单单缘起于时代背景的制约或是外来文化的冲击等外因，更多的应该归因于日本人对中医学价值的内在认同这一点上。当然，这种价值认同并非盲目地照搬照抄中国模式，而是结合日本本土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民族体质加以改良与创新，从而创造出日本所独有的汉方医学体系。国人爆买汉方药的举动中固然存在将其与中药等同视之的倾向，但亦折射出对于中药的不自信与不了解，这或可成为警示中医自省的一剂猛药，推动中医改革的一个契机。